专家观点||关于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几个重要问题

摘要：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术语的使用、学科内涵的厘清、学科属性的界定、研究范式的阐释、指导思想即生态哲学观的确立等，均需学界进一步明晰。通过文献梳理以及讨论，本文较为系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最后指出：从其缘起及发展的必要性看，生态语言学是一门应用语言学学科；从其学理特点看，它又是一门超学科。

主题词：生态语言学；学科内涵；学科属性；研究范式；生态哲学观

A Few Key Issues Concerning Ecolinguistics as a Discipline

Abstract：As a new discipline, ecolinguistics involves a few key issues inviting further consideration. These issues concern its terminology, disciplinary connotation, disciplinarity, research paradigms and guiding ideologies. By examining literature and related topics, this paper provides tentative replies to these issues. It concludes that from its origination and the necessity for its development, ecolinguistics is a kind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from its scientific principle, it is a trans-discipline.

Keywords: Ecolinguistics; terminology; disciplinary connotation; disciplinarity; research paradigm; ecosophy

1 引言

生态语言学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程（范俊军，2005；黄国文，2016a），说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术语存在交叉使用现象；（2）学科内涵模糊，边界不清；（3）学科属性存有争议；（4）研究范式之一，即生态话语分析的框架不确定；（5）指导思想多样化。自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于2017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于2017年4月成立以来，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发展迅速，尤其是Halliday范式下的生态话语分析在学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在此语境下，学界对生态语言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鉴于此，本文尝试系统地回答上述几个问题，为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地位提供必要的阐释。

2 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

尽管“语言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或language ecology，或ecology of language）一词不是Haugen首先提出的（Steffensen，2007；Eliasson，2015），但是，自Haugen于1970年在奥地利（Burg Wartenstein，Austria）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的发言，并将该发言辑入其于1972年出版的论文集《语言生态学》后，有关语言与生态关系的研究逐渐得到了学界的关注。Haugen将生态学原理引入语言学研究，把语言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类比为生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认为语言的生存、发展和消失与生物种类的存在、发展和消失一样，都与其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为避免语言濒危和消失，维持语言种类的多样性等，Haugen提倡学界对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受Haugen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德国一些学者也将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探讨语言与环境的关系，比如Finke（1983）。法国也有学者论及语言与环境的关系，比如Hagège（1985），只不过他使用的术语是ecolinguistics（écolinguistique），并且侧重环境因素对语言的演变与进化的影响，这应是学界对“生态语言学”一词的最早提及。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语言生态学”，还是“生态语言学”，当时两者的内涵主要涉及语言濒危、语言的消失、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保护、语言的复兴、语言的演变与进化等主题。这一范式被学界称为生态语言学的隐喻模式，是当时的主流研究范式（Fill，2001；范俊军，2005）。

20世纪90 年代，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语言学界业已认识到自身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应承担的社会责任。1990 年，Michael A. K. Halliday 在希腊（Thessaloniki，Greece）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上做了题为“意义表达的新方式：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New ways of meaning：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的发言，该发言于同年发表。其中，Halliday指出语言学研究者须重视语言系统、语言的使用对环境生态所产生的影响，敦促语言学界对语言和环境问题的关系做出深刻的思考。Halliday的该发言和论文开启了生态语言学的另一主要研究范式，也就是生态语言学的非隐喻模式，该模式把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研究纳入生态问题的考察范围（Fill，2001；范俊军，2005）。

在第九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有学者提出使用“eco-linguistics”一词，作为语言与生态问题研究的统称。这意味着，Haugen范式的语言生态学、生态语言学以及Halliday范式的生态语言学，尽管最初提出时各有侧重，或凸显语言的生存状态，或凸显语言对环境生态的作用，此次会议后，学界倾向于使用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一词作为两个研究范式的统称。另外， 也有学者（比如范俊军，2005；肖自辉、范俊军，2017）认为生态语言学等同于语言生态学，两个术语可互换使用（黄国文，2016a）。

3 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内涵

从术语的使用看，生态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生态环境”和“语言的生态性”（即语言的生态取向）两大主题。对于语言的生态环境，学界主要聚焦语言的生存和发展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关于语言的生态环境，Haugen（1972）最初关注的只是把语言当作一种语码的语言社团。随着学科的发展，学界拓展了语言生态环境的外延。Steffensen & Fill（2014）在总结学界的研究时，指出不同的学者对语言的生态环境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语言生态环境指象征性的生态环境，即语言之间形成的关系生态；有的认为语言生态环境指语言的自然环境；有的认为语言生态环境指语言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的认为语言生态环境指语言的认知（心理）环境。Couto（2014）认为，语言生态环境包括语言的自然环境、语言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的心理环境。

在Steffensen & Fill（2014）看来，语言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环境，应包括学界所提及的4个方面，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区分隐喻和非隐喻的生态，而提倡建构一个“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a unified ecological language science）。这种观点把语言与语言、自然、社会和认知（心理）看成一个统一融合的整体，语言不是表达思想或用来交流的工具，而是一种实时的协调能力，这种协调能力能让我们达到单个人类个体无法实现的效果（Steffensen & Fill, 2014: 18）。也就是说，这种观点将价值观与意义融入生态结构，延展了人类的生态环境，因而也被称为“延展性生态假设”（extended ecology hypothesis）。

关于语言的生态性，自Halliday（1990）敦促语言研究者关注语言系统及语言使用中的非生态因素以来，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展以及生态文明思想的广泛与深入传播，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语言对环境影响的主题研究。Alexander & Stibbe（2014）、Stibbe（2015）等进一步发展了Halliday的生态思想，提出生态语言学应研究语言与人类、其他生物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目的是维持生命的可持续性，即通过话语分析揭示语言系统及语言的使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提倡生态保护型话语的使用，抵制生态破坏型话语的使用，改善生态模糊性或中性话语。Alexander & Stibbe（2014）以及Stibbe（2015）关注的主要是语言对由生物和自然环境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没有涉及语言对由社会群体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黄国文（2016a, 2016b，2017），黄国文、陈旸（2016，2017），黄国文、赵蕊华（2017）还提及中国语境下语言对社会文化的作用，何伟、魏榕（2017a，2017b，2018a，2018b，2018c）探讨了语言对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

肖自辉、范俊军（2017）将Steffensen & Fill（2014）的语言生态观称为“统一的生态观”，将Alexander & Stibbe（2014）以及Stibbe（2015）的生态语言观称为“自然主义的生态观”。从表象上看，“统一的生态观”似乎涵盖了“自然主义的生态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上所述，Steffensen & Fill （2014）认为他们提出的“延展性生态假设”避免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有关语言本质的悖论（该悖论指，语言是关于自然的语言，不是自然的语言），解决了语言形式主义忽视语言的语境，而功能主义只关注语言的静态语境的问题，把语言看作一种协调象征关系、自然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认知心理因素的一种能力。这一点在他们对生态语言学的定义中可以得到见证：

Ecolinguistics is (1) the study of the processes and activities through which human beings – at individual, group, population and species levels – exploit their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create an extended, sense-saturated ecology that supports their existential trajectories, as well as (2) the study of the organismic, societal and ecosystemic limits of such processes and activities, i.e. the carrying capacities for upholding a sound and healthy existence for both human and non-human life on all levels.（Steffensen & Fill，2014：21）

从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Steffensen & Fill（2014）尽管承继的是语言的生态环境研究，事实上他们探讨的是人类的所有活动。这一界定过于宏大，使得生态语言学的具体研究难以展开。换言之，他们的主张似有些虚无。不过，如果将他们的主张看成一种目标，则此目标可以通过Haugen和Halliday的研究范式达成，即可通过由Haugen的研究思路发展而来的语言之间的影响研究以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语境、认知心理因素对语言的生存、演化、消失等的影响研究，从一个方向对语言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同时通过由Halliday的研究思路发展而来的语言系统及语言的使用对语言的种类、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语境、认知心理因素的影响研究，从另一个方向对语言的生态性进行研究。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也就是Fill（2001：43）的看法：Haugen的隐喻模式与Halliday的非隐喻模式形成互补，两者并不矛盾。

如上所述，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观应包括Haugen的研究范式和Halliday的研究范式，其学科内涵涉及从生态的视角探讨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和从生态的视角揭示语言对环境的影响。此处的“环境”包括语言本身、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语境、认知心理因素等。由此，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活力、语言保护、语言规划与政策、语言复兴、语言进化、语言习得、语言霸权主义批评、生态语法、生态话语分析等都是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题。《中国外语》本期生态语言学研究专栏中王瑾、金娜娜的文章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梳理了英语全球传播文献，其中涉及语言霸权主义批评。

同时，鉴于生态学研究均蕴含一定的伦理观或哲学观，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题还包括生态哲学观。

4 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

有关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学界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交叉学科，即生态学与语言学两大学科的交叉（范俊军，2005）；应用学科，即用来解决生态问题的应用语言学（范俊军，2005；黄国文，2016a）；超学科，即基于并超越生态学、语言学、哲学、生物学、认知科学、社会学、外交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超学科性学科（何伟、魏榕，2018a；何伟、魏榕、Arran Stibbe，2018）。

第一种观点源于生态学与语言学的结合，认为生态语言学是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关生态学理论与语言生存状况的研究，或是有关语言学理论与生态问题的研究，均属于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然而，正如Cowley（2017）所说，这种观点让学界感到困惑，生态语言学究竟是“生态”语言学，还是生态“语言学”（转自何伟、魏榕，2018a）。

第二种观点源于生态语言学内在的强大的应用性。无论是Haugen范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还是Halliday范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均聚焦生态问题的解决，或是对语言生态问题的解决，或是对其他生态系统问题的解决。何伟、魏榕（2018a）概述了生态语言学在教育、翻译、文学批评、环境保护以及国际关系等5个领域的应用情况。从其应用性讲，把生态语言学归为应用语言学学科，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从学理角度看，此观点没有彰显该学科的科学特点。换言之，生态语言学从缘起上是为解决生态问题而诞生和发展的，不过，其学理体现了多学科知识以及研究范式的融合，并且其研究可以最终揭示语言的源起和本质。正如Garner（2004：33-34）指出的那样，语言的本质和语言在人类社团中的角色取决于生态因素。

第三种观点源于生态语言学诞生之初就具有的多学科融合特点。Haugen提出的语言生态学受到了生态学、社会学以及语言学的影响。Halliday提倡的语言的生态性研究受到了语言学、生态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目前，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更是体现了多学科融合的特点，尤其是Halliday范式的研究，比如Stibbe（何伟、魏榕、Arran Stibbe，2018）以其个人的研究涵盖了生态学、语言学、经济学、环境科学、宗教学、心理学、哲学以及其他多个领域为例，指出生态语言学不应是一门狭隘的学科，而应是超学科性的。黄国文（2016a，2016b，2017），黄国文、陈旸（2016，2017）、黄国文、赵蕊华（2017）以及《中国外语》本期生态语言学研究专栏中黄国文的文章，提倡的和谐话语分析融合了生态学、语言学、中国传统哲学（包括儒家和道家哲学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目的是在“和谐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对中国语境下的话语进行分析，以此提高国人的生态意识，进而解决国内的生态问题。何伟、魏榕（2018b，2018c）论述的生态话语分析范式融合了生态学、语言学、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理念、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目的是在“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法系统生态化，并基于此对表征国际关系的话语进行生态性分析，以提倡生态保护型话语使用，抵制生态破坏型话语使用，完善模糊性或中性话语，最终促进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属性与生态语言学的多样化与整体化的发展趋势有着内在的联系（Steffensen，2017，转自何伟、魏榕，2017a），而生态语言学的这种发展特点与当今科学的发展趋势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李颖、冯志伟（2015）指出，近半个世纪里，学科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其最高层次就是超学科。Häberli et al.（2001：7）认为，超学科是一种学界协同合作的学习方式和问题解决方式，其发展源于学界对各种复杂问题的积极应对。Halliday（1990：358-359）认为，当今时代的知识结构是主题性而非学科性的，主题是一种视角，是一种看待事情和提出问题的方式，而学科是按照内容定义的，他强调超学科研究聚焦主题，而非学科。蒋逸民（2009：14）同样指出，超学科研究以问题或主题为导向，对其进行多视角探究，具有科学研究上的“革命性”，能够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强大的解释力和普遍性的指导。黄国文、陈旸（2017：45）指出生态语言学主题突出，即“从生态的角度去看语言或者从语言的角度去看与语言有关的生态问题”。综上所述，生态语言学具有超学科性质。

《中国外语》本期生态语言学研究专栏中赵蕊华的文章认为，生态语言学是一门跨学科研究。此观点与本文主张的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一脉相承。跨学科性可作狭义与广义两种解读：狭义上，指从一个学科视角阐释另外一个学科；广义上，涵盖了学科间的互补交叉以及多学科知识与范式的融合（何伟、魏榕，2018a）。由此，超学科性即是一种广义的跨学科性。为准确概括生态语言学的学理特点，本文建议使用“超学科”来指征其学科属性。

5 Halliday范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生态话语分析

自Halliday（1990）敦促语言学研究者重视语言系统及语言使用中的非生态因素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启了生态话语分析（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EDA）实践，以揭示语言使用中的非生态因素。目前，学界主要有批评生态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比如Carvalho，2005；Stamou & Paraskevopoulos，2008；Stibbe，2015；Alexander，2017）、积极生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PDA）（比如Goatly，2000；Alexander，2003；Stibbe，2015）、多模态生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MDA）（比如Maier，2011；Chen，2016）。这些话语分析实践均借鉴学界已有的话语分析范式，揭示话语中的生态取向，为生态话语分析范式的最终确立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然而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以及多模态话语分析均不能看作EDA的最终范式。

何伟、魏榕（2018b）在界定EDA时，以CDA、PDA和MDA为参照，指出EDA在研究缘起、思想指导、研究对象、研究目的、话语分类和研究步骤等方面，均与它们有所不同。EDA源自人文社科的“生态转向”（Stibbe，2010：407），学科的这种转向又是社会文明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而促动的，因此，与其他话语分析范式相较，EDA的目标更加宏大——EDA旨在通过话语分析增强人类的生态责任感，从而解决现今全球愈发严重的生态危机。鉴于此宏大的目标，EDA有着明确的价值观导向，即EDA实践必须基于能够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生态哲学观；EDA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环境话语，而应包括有关各种生态系统的种种话语；EDA对话语的分类不是二元对立的，即与CDA主要关注的权势话语不同，也与PDA主要关注的积极话语不同，EDA将话语区分为生态保护型、破坏型以及模糊性或中性话语；EDA采纳明确的“理论—分析—行动”三个步骤，这说明EDA没有停留在话语特点的揭示层面，而最终着眼于社会实践，在生态问题解决方面具有深刻的实践指导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有关EDA术语的来历，我们可追踪至Alexander & Stibbe（2014）对“生态话语的分析”（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和“话语的生态性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两个术语的区分。他们指出“生态话语的分析”主要关注环境话语，“话语的生态性分析”不仅涉及环境话语，还包括任何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的话语。因此，他们认为“生态话语的分析”应该指的是话语的生态性分析。何伟、魏榕（2018b）以及本文赞同该术语的使用，并将之界定为一种新的话语分析范式，以区别于CDA、PDA与MDA等话语分析范式。这个术语中的Ecological指的是生态视角，也指生态保护目的。从这一点上，Ecological与CDA和PDA中的Critical和Positive类似，而与MDA中的Multimodal不同，Multimodal仅指研究对象。如此一来，批评生态话语分析、积极生态话语分析、多模态生态话语分析、和谐话语分析均属于生态话语分析。

在EDA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方面，Stibbe（2015）借鉴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理论框架，王馥芳（2017）也指出认知语言学可为生态语言学提供理论支撑。何伟、魏榕（2018b）强调，生态语言学借鉴的语言学理论应是功能取向的，而不是形式取向的。这是因为生态语言学是为解决复杂的生态问题而诞生的，不过问题的解决反过来促进了其对语言源起及本质的揭示。

6 生态哲学观

鉴于其应对生态问题的宏大目标，生态语言学具有超学科属性。该学科“与传统语言学将语言视为自足的结构系统截然不同”（范俊军，2005：112），也与当今持语法自治观点的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不同，它从生态的视角研究语言与语言生态系统以及语言与其他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与作用关系。从这一点讲，该学科与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也不同，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在内的功能语言学理论主要关注语言系统对语境的体现或建构，或人的体验与认知对语言结构的影响等。然而，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是一种视角，即一种看待生态系统的价值观，也就是一种看待世界万物发生、发展及存亡的哲学观。因此，无论是Haugen范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还是Halliday范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均是在一定的哲学观指导下进行的，换言之，均需要生态哲学观的指导。

在Haugen范式下，潘世松（2012，2014，2017）提出了“语言生态伦理”概念，强调各种语言的和谐共生，指出语言种类的和谐共生才能促使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存在。在Halliday范式下，Stibbe（2015），Steffensen（2017），黄国文（2017），何伟、魏榕（2017a，2017b，2018b，2018c）等均指出生态话语分析需要生态哲学观的指导。Stibbe（2015）针对西方国家经济活动与人类生活的话语提出了“生活”（Living）生态哲学观，旨在促进人们保护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黄国文（2017）针对中国语境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提出了“和谐”生态哲学观，目的是促进中国语境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发展；何伟、张瑞杰（2017）就自然生态话语提出了“和谐生态场所观”，旨在促进环境保护；何伟、魏榕（2018c ）针对表征国际社会生态系统即国际关系的国际生态话语提出了“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旨在促进国际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Stibbe（2015）认为，生态哲学观或因个人、群体等的不同而不同。本文认为，无论是哪种生态哲学观，均是人们为了促进所关注的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而提出的，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揭示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共性，概括出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生态哲学观。从生态学角度，无论是自然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生态系统，各生态系统的稳定及可持续发展均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就是生态因子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反过来又依赖于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邹冬生、高志强，2013；叶峻、李梁美，2016）。各生态系统之间又组成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在这个大的生态系统内，子系统作为生态因子相互之间又存在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其良性发展也要求生态因子的多样性。换言之，无论是从各生态系统自身，还是横向的相互之间，或是从纵向的时间维度看，谈及任何一个层次的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其良性发展均需要处于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生态因子的存在。因此，本文认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这种表述应该是生态系统良性运作的共性概括，可以看作一种普遍而适用的生态哲学观；以此指导生态语言学研究，包括Haugen和Halliday两种范式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应该有助于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从而有助于相关生态问题的解决；此生态哲学观既应该是个人化的，又应该是社会化的，同时也应该是国际化或全球化的，能够促进各种生态系统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网络的良性发展。不过，针对特定的生态系统，其表述可以具象化。也就是说，上文提及的“生活”“和谐”等生态哲学观均可以看作“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具象化表述。

另外，生态哲学观作为一种抽象的思想，指导话语分析时，在一定的语境下，可通过其衍生的原则来操作。比如黄国文（2017）探讨了和谐话语分析中的“以人为本”的假定以及“良知”“亲近”与“制约”原则。《中国外语》本期生态语言学研究专栏中黄国文的文章，也进一步明晰了生态话语分析之国内语境下的和谐话语分析的哲学根源和分析原则等；谭晓春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和谐”生态哲学观的假定以及原则。

7 结语

2016年10月9日至10日，黄国文在华南农业大学组织召开了“第17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其主题是“生态语言与生态翻译研究”；2016年11月25日至26日，黄国文接着在华南农业大学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这两个学术活动的举办将Halliday模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正式带入国内学者的视野。

2017年4月28日，何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生态语言学战略发展研讨会”，会上成立了“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挂靠“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2017年8月26日至27日，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了“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在这两次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对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地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如本文所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一致认为生态语言学是一门学科，从缘起及发展的必要性看，它具有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属性。不过，该学科与其他语言学学科有所不同：它不是一门边界清晰的学科，而是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以及边际性，可融合多种学科知识和研究范式来揭示并致力于自然和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即从生态的视角探究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人与环境之间的生命可持续性关系中的作用和发展，并且其研究可揭示语言的源起和本质。因而，从建构目的看，生态语言学的应用学科性质比较凸显；从学理看，其超学科性质比较凸显。换言之，生态语言学既是一门应用语言学学科，也是一门超学科。

作者简介

何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及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汉外对比、生态语言学、话语分析、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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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中国外语》，2018年第4期，已获何伟教授授权，特此鸣谢。